中国科学家回国8篇
中国科学家回国篇1
张衡(78～139)，字平子，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他的出生地在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县的石桥镇。他的祖父张堪做过太守，为官清廉。父亲早逝，因此张衡家里很贫穷。张衡从小就勤奋好学，加上天资聪颖，很早就闻名乡里。
据史书记载，他 10 岁时就“能五经贯六艺”，过目成诵。他兴趣很广泛，常常涉猎自然科学方面的读物，而且写得一手好辞赋。
一天，张衡从一本诗集里读到四句诗，描述了北斗星在各个季节傍晚时的变化：“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他觉得这太有意思了。天上的繁星闪烁，有的像箕，有的像斗，有的像狗，又有的像熊，它们的运行义各有怎样的规律呢?这简直是太美妙了。于是张衡根据诗的内容又参考别的书籍画成了天象图，每夜只要是没有云彩，他就默默地对着天象图仔细观察着夜空。广漠的星空有多少难解之谜呀，他观察着、记录着、思考着，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充满了五颜六色的幻想。后来，他终于确认那四句诗里描述得不够准确，事实上斗柄早春指东北，暮春却指东南。
少年时代对日月星辰的观察，激发了张衡努力探索天文奥秘的决心。后来他两度出任中央政府专管天文的太史令，在这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辞海》所记：他首次正确解释月食是由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观测和记录了中原地区能看到的 2500 颗星星，并且绘制了我国第一幅较完备的星图;他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候风地动仪;创造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和能飞行数里的木鸟。
渴求知识的张衡总是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满 17 岁时，他辞别父母独身一人到外地访师求学。在古都长安，他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考察了周围的山川形势、物产风俗和世态人情。在当时的京都洛阳，他结识了不少有学问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崔瑗，精通天文、数学、历法，还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张衡登门向他求教。正是由于他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使得他在各方面获益匪浅。除了在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外，在地震学的研究上也是举世
瞩目的，他创制的候风地动仪比欧洲相类似的仪器问世早 1700 多年。他还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他写的《二京赋》“精思博会，十年乃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河南省南阳县的北面有张衡墓和平子读书台，墓碑上有郭沫若的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
中国科学家回国篇2
科学家张民觉轶事
原籍山西岚县的美籍华人张民觉博士(1908—1991)，英文名Min-ChuehChang，是世界闻名的生殖生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他发表了350多篇科学论文，荣获许多高级别奖项，3次荣获诺贝尔奖提名。
张民觉从不承认自我聪明过人。他说：“假如我这一生在生殖生理学做出了一点贡献的话，那主要是我有幸在恰当的时间、地点，与最佳人选在最佳的课题上努力所致。”但作为科学家，张民觉确有许多不一样于常人的特质：他思路宽阔，思维敏锐，治学严谨，进取心极强。他钻研的科研课题一般都是关乎人类生活和社会提高的大课题。他坚信“科学研究没有捷径”，一旦确定自我的研究方向，即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他常常以实验室为家，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埋头工作。
在张民觉生前，作者与他有书信来往;同时与他的国内亲属——元配夫人李民淑、长女张燕林有比较多的交往;与他的美国朋友朱迪丝·玛坎和长子张板桥也有过接触。所以了解到张民觉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现披露如下，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意。
成果卓著，却未曾申请一项专利
张民觉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直接承担、参与和指导了多项重要研究，取得了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重大成果。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张民觉经过很多而巧妙的实验证实：大多数哺乳类动物的受精过程，实际上是精子在输卵管里等候卵子，而不是人们想象的卵子等候精子;精子在雌性生殖道里是经过了必须的生理变化，才能与卵子结合受精的。这就是“精子获能”现象。同年澳大利亚学者澳斯汀博士，也在实验中发现相同的现象。国际生理学界将他们俩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张氏—澳斯汀原理”。这一现象的发现，不仅仅有助于解开精卵受精之谜，并且对实现精子体外获能和试管受精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张民觉的科研小组在哺乳动物进行体外授精方面的开创性实践和成功经验，为日后实现人的体外授精和试管婴儿问世，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女婴路易斯·布朗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医院诞生。新闻界在报道此项重大消息时，还以醒目的标题称她是“张民觉的女儿”。完成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实验的英国医生斯蒂伯托和爱德华，在回忆完成这一医学史上奇迹的过程时，数次提到张民觉的名字。张民觉从此有了“试管婴儿之父”的美誉。
又如1961年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厂商以Enovid的商品名上市的首批口服避孕药，就是张民觉和美国科学家品克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世界人口爆增的形势下合作研究、发明的。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标志着生理学原理直接应用于人口控制，它的广泛应用使“性”与“生育”分离，易为人们控制，深受广大妇女欢迎。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妇女服用过这类口服避孕药。即使是当今市面销售的口服避孕新药，也大都是在当年开发的药物基础上不断改善的成果。张民觉所以获得“口服避孕药之父”的称誉。
可是，淡泊名利的张民觉没有申请过一项专利，而是广施爱心，无条件地将自我的科研成果奉献给全社会，造福于全人类。他甚至把自我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拿出来供别人使用。应对众多的荣誉和头衔，他一向坚持平常心态，不止一次地宣称：作为科学家，我只看中在学术上要有所建树，用自我的专长服务于人类社会。
身在异邦，心系中华
张民觉是1938年9月，经过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赴英国留学的。1941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应邀从英国到美国，在麻省伍斯特基金会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原计划只做一年研究就要回国。但由于研究的深入和不可中断，加上同行科学家的挽留，而未能成行。1956年挚友张香桐离美回国，他也表示：“我也真想回去，我的根在中国。”1972年，他参加了以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来华访问，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劝解他：“你是搞科学研究的，在美国环境、条件挺适宜的嘛。你有心帮忙中国搞四化建设，渠道和方式有很多很多。”
张民觉因为自我学成后未能回国服务，一向抱有负罪感。经常在各种场合公开自责：“几十年来，流落海外，未能回国出力，该打屁股!该打屁股!”
1988年，张民觉的长女张燕林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解剖系做访问学者。张民觉惟恐她滞留美国，催促她说：“时间到了你就赶快回国，报效祖国。”就这样，张燕林按时回到国内。可见，张民觉是把对中华的“大爱”，置于对家人的“小爱”之上的。
其实，张民觉经过其他方式报效中华，还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例如多次回国讲学，奔走于各研究机构之间，把自我的研究经验和生殖生理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介绍给国内学者;把国内的科技人员邀请到美国他的实验室工作，或介绍到其他科研机构工作;向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和山西计划生育研究所捐赠自我珍藏的期刊资料和图书。另外，他还多次捐款给清华大学、山西大学，资助故乡岚县设立“张民觉奖学金”、创办“民觉小学”;给山西雁北地震灾区和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捐款;等等。
张民觉在美国的亲属一开始对他的捐献行为不知情也不理解。儿子张板桥在《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一文中这样说：“过去，父亲对家乡予以多次热情的帮忙，我们都不甚清楚。在美国，父亲的积蓄都到哪里去了给我们的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我们感到十分疑惑。当我们长大成人，了解到中国当时的政治背景，并且得知家乡的父老乡亲连吃饭都有困难，才理解了父亲寄钱给家乡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还了解到，他的部分寄款是用于资助家乡岚县教育事业和创办艾蒿沟小学时，我们才真正感悟到：父亲的举动是那样的雪中送炭，那样的难能可贵，那样的让人钦佩!父亲是想让家乡的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受到同等的教育，过上同等富裕的生活。父亲还要我们以他为榜样，日后更多地热爱祖国，关怀亲友。”
中国科学家回国篇3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中国科学家回国篇4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中国科学家回国篇5
吴文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许无法想象眼前这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就是年逾8旬的著名数学家：步履矫健，连小伙子有时都赶不上;思维敏捷，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绪。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一)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老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位于中关村腹地的吴文俊的家，朴实无华，五个居室里几乎摆满了书。古今中外的书包围着一张陈旧的藤椅、一张斑剥的书桌和两台电脑，这就是吴文俊的工作间。吴文俊78岁的老伴陈丕和捧出了一叠获奖证书：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这次是他第8次获大奖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丕和最了解吴文俊，淡淡数语，仿佛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解，“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
剑兰、龟背竹……盎然的绿色使房间里充满了温馨和暖意。五六十年代添置的红木家具虽然显得陈旧，但图案依旧精美，见证着这个家庭的风霜雪雨，见证着吴先生的攀登科学之路：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的吴文俊 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科学的思维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过。
(二)
在吴文俊的学生、中科院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小山的眼里，“吴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科学家，是创新的典范，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尊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长，更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的学问。”
早在半个世纪前，吴先生就把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45年前的1956年，37岁的吴文俊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当时的“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科学家回国篇6
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逝世。1924年初中毕业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熊庆来的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在杨武之指引下，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年，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去苏联访问三个月。同年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开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委员和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委员等职。还担任过多届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此外，华罗庚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华罗庚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广泛数学领域中都作出卓越贡献。
由于华罗庚的重大贡献，有许多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他共发表专著与学术论文近三百篇。
华罗庚还根据中国实情与国际潮流，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他身体力行，亲自去二十七个省市普及应用数学方法长达二十年之久，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科学家回国篇7
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看到老百姓因粮食不足而深为饥饿所困时，他便悄悄埋下了消灭饥荒的梦想种子。袁隆平院士曾言:“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1956年，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几年时间便发现水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并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也拉开了袁隆平追逐“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的序幕。
十年田垄勇突破
袁隆平院士的追梦路坎坷而持久。1973年，他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5年后，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且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经过9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1979年4月，杂交水稻国际学术会议上，袁隆平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第一次将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世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正处于艰难的探索时期，国际形势紧张、国内科研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_冲击、百姓们生活困苦，但尽管形势如此严峻，袁隆平却坚守住了自己战斗的阵地，一步一步的推动着我国杂交水稻研究事业迈向世界。
梦想之路无止境
如今，袁隆平院士虽已成为年过九旬的老者，可他真正诠释了“生命不止，奋斗不息”这句话，他仍然坚持杂交水稻技术研究，探寻着更多可能。2019年6月3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挂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亲笔签名的“告示”，他给团队定下了“三大新目标”：超高产冲刺、耐盐碱水稻及第三代杂交水稻。而事实也证明袁老的辛苦研究并没有白费，就在今年七月，衡南基地早稻高产攻关田进行了测产验收，测得早稻平均亩产为619.06公斤。早稻加晚稻亩产1500公斤目标达成!袁老终身奋斗的事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学习。
淡泊名利守初心
袁隆平院士的杰出贡献让我们肃然起敬，国家也给予了至高荣誉但他的生活依旧朴实无华。他曾言道“倘若对钱看得太重，被金钱蒙住了眼睛，就容易迷失自我，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自私的人，人要是成了金钱的奴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作为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袁隆平自然而然成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每年都要收到许多来信。有一次，他收到寄自上海的一位双目失明的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除了表达对他的崇敬以外，还道出了这位小朋友对前途的迷茫和困惑。读着小朋友真挚的来信，他也给出最真挚的建议与指点。他慷慨解囊支持教育事业，却骑着摩托车去试验田，他喜欢呼吸田野的气息，喜欢与稻田亲近。他，平实而伟大!
中国科学家回国篇8
袁隆平的形象可谓“几十年如一日”的“农民本色”——瘦小身材，背微驼，小平头，一身过时衣，两腿烂泥巴。但也就是他，获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证书和500万元的高额奖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获奖，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不仅仅搅动了人们对科学家的好奇，更引起人们对大奖的产生以及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关注。
1976年，袁隆平和助手培育的三系杂交水稻“南优2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水稻平均增产20%，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38亿亩，增产稻谷3600亿公斤。
1995年，袁隆平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两系法杂交水稻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2000年，“超级杂交稻”达到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突破日本专家估算的水稻的理论极限产量，被全国400位院士评选为“200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第一项成果。
2000年12月12日，“隆平高科”上市，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袁老说，他此刻最大的心愿是利用基因技术育出亩产800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目标是2005年实现大面积推广。
他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等八项国际奖。
他的成果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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