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枫桥经验变化中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发展成为了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社会治理的效率与质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的稳定与可持续性，因此，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运用适宜的经验和方法，成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群众自治实践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探索。本文旨在从“枫桥经验”的角度，探讨群众自治实践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性和优越性。
一、“枫桥经验”概述
“枫桥经验”，是指浙江省绍兴市枫桥镇探索出的一种民主决策、依法治理、社区自治的实践经验。1998年，枫桥镇在整合村级“三资”（即资金、物资、人员）的基础上，成立了村民自己的“三资”管理委员会，由村民代表自愿组成，对村级财政进行集中管理。随着时代的转变，枫桥经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四自”（即村民自治、村规民约、文化自信、法治环境）的治理模式，枫桥镇也成为了“枫桥经验”首倡和探索先行的地区。
1.强化民主决策
在枫桥经验中，村民自治成为了社会治理的核心。村委会成员依据村民的意见进行议事和决策，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公正、合理。
2.加强法制保障
枫桥经验注重法治环境的建设，将村规民约作为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支撑。村规民约对于村级社会治理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加强与村民的沟通合作，村委会可实现村民自治、村规民约和法制建设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人民民主法治环境，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3.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在枫桥经验中，文化自信是治理模式的框架支撑。枫桥镇不断深化民俗文化的内涵，提升民俗文化的品质，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庙会、社团联欢等多种形式，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消除各种文化隔阂，更能推动全体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
随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群众自治的模式已经成为了当下一种广为接受并适用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同时，现代社会所需求的民主和法制也通过“枫桥经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补充。因此，“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广泛的适用性。
1.流程优化
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流程不畅是较为普遍的问题之一。将群众自治、民主决策和法制环境等基本理念融入治理过程中，能够深入基层为流程优化提供良好途径。以枫桥镇为例，村民自治委员会成员通过村民代表进行议事和决策，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流程效率。
2.社区建设
城市社区建设与基层治理密不可分，如何让城市社区得到良好建设，成为了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在对枫桥经验的学习应用中，学习和应用“自治、法治、文化自信三位一体”的理念，能够更好地推动城市社区的建设，提高城市基层治理的质量。
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成为了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之一。通过挖掘当地民间文化、加强文化宣传和公益文化推广等方式，可达到提升居民文化素质、促进社群和谐以及城市美化等多重效果。枫桥经验中，将文化自信作为治理模式的框架支撑，正可供城市治理者统筹考虑。
四、结语
“枫桥经验”以其完善的组织体系和科学的治理理念，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在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中，学习、应用“枫桥经验”，强化民主决策、加强法制保障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将成为城市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手段。在发展中注重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加强城市治理的法制建设，才能为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提供更加支撑的治理模式。
篇二：枫桥经验变化中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发展成为了
第38卷第2期2021年4月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Jiangh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Vol.38No.2Apr.2021社会治理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杨平，王馨曼（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119）摘要：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自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并且不断发展的宝贵经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着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三治融合”、科技支撑等社会治理优势。这些治理优势在治理民主、治理决策、治理成本、治理规则、治理效率方面的优化，是“枫桥经验”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体现。关键词：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治理；治理优势；治理效能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915（2021）02-0026-11DOI：10.16387/j.cnki.42-1867/c.2021.02.003“枫桥经验”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广泛重视，其在发源地得到充分践行并被其他地区借鉴学习。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践赋予了“枫桥经验”以新的内容，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治理优势日益凸显，并不断优化社会治理效能。一、原创经验的新时代扩展：“枫桥经验”及其社会治理新要求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将“四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感化与引导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实践基础上成功总结出“枫桥经验”，其本质特点是广泛动员群众、就地及时解决矛盾，从而有效维护社会稳定。196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枫桥经验”开始推广并享誉全国。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形成了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任务、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主要表征、以调解来解决矛盾纠纷为主要方式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入21世纪，“枫桥经验”被赋予新的时代要求。根据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枫桥经验”的内涵继续得以丰富，优势愈发凸显，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树立了典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证明“枫桥经验”已经在基层创新和高层肯定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提升，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收稿日期：2020-11-23投稿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dx_sk基金项目：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2020ZD17）作者简介：杨学院硕士研究生。平，男，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馨曼，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26·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枫桥经验”在其发源地历经了不同时代，逐渐由单一性经验转变为综合性经验、由局［1］部性经验提升为全国性经验、由历史性经验演变为现实性经验。“枫桥经验”为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需要不断创新发展，这一创新发展的历程是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有效结合的结果，是上级鼓励引导与基层干部群众实践创新从而实现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是传统道德约束与现代化法治治理双管齐下的结果，是先进科技与治理创新结合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历程“实现了从阶级斗争经验向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经验的转变，也实现了从社［2］会治安经验、维稳经验向社会治理经验的发展转化，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由于高层的重视和发源地的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在继承与发扬“枫桥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枫桥经验”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落地生根，推动了各地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仅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与时俱进的治理模式，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对“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理论概括、对“枫桥经验”历史和现实逻辑的思考、对“枫桥经验”治理方式方法的分析、对“枫桥经验”运行机理的探析、对各地创新“枫桥经验”举措的总结、对“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不同领域和不同部门中实施情况的考察，使围绕“枫桥经验”的理论成果愈加丰富，并由此激发出更多深入研究的课题分支。随着“枫桥经验”的不断推广和创新，对其理论研究也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从各地对“枫桥经验”的实践和学术界对“枫桥经验”的研究来看，“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从空间上看，狭义的“枫桥经验”是指其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长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创造和形成的经验和有效做法；广义的“枫桥经验”是全国各地在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而形成的经验和有效做法。从时间上看，狭义的“枫桥经验”是源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改造“四类分子”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广义的“枫桥经验”还应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枫桥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经验和做法；从领域上看，狭义的“枫桥经验”是在20世纪60年代枫桥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和做法；广义的“枫桥经验”是指逐渐拓展到社会治安、基层社会治理等各领域、各行业的一种具有“枫桥经验”特质的综合性社会治理经验和做法。学术界在研究枫桥经验时，往往存在空间、时间、领域上的交叉重叠。简化的做法是从空间、时间、领域上对狭义的枫桥经验内核加以整合，即空间上是指枫桥镇、时间上是指20世纪60年代、领域上是指改造“四类分子”过程中的“枫桥经验”，这一意义上的“枫桥经验”不妨称之为原创版的“枫桥经验”；而在空间、时间、领域任何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进行拓展的“枫桥经验”都可以称之为扩展版“枫桥经验”。本文所论述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扩展版“枫桥经验”。本文通过网络和新闻媒体报道，收集了新时代各地践行和创新“枫桥经验”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在分析这些典型案例时发现，新时代“枫桥经验”既传承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枫桥经验”的传统做法和优势，又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要求进行了拓展和创新，综合学界对“枫桥经验”特征和优点的总结，我们把这些优势概括为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三治融合”、科技支撑几个方面，其中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虽然更多地传承了传统“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但其内容更加丰富。而“三治融合”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基本要求，也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特点和优势。科技支撑是社会治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新时代“枫桥·27·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经验”日益凸显的优势之一。“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体现出的优势虽然体现在不同方面，但这些优势本身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优势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使“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的绩效得到普遍的认可和肯定。党建引领是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具体化，为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必然要求，群众广泛、有序、积极的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之源；源头治理是“枫桥经验”基本的目标表征，从枫桥镇最先提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到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管理实践中提出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再到新时代社会治理实践中提出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都是这一基本目标表征的不同表达；“三治融合”是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和资源整合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充分说明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治理方式的多元化；科技支撑是基层社会治理技术手段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技术支撑不仅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优势，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基础。二、制度优势与基层实践的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的社会治理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治理体系的优势十分显著，这些优势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使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内在地蕴含着制度优势因子，并通过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外显为社会治理优势。（一）群众路线优势人民群众是基层治理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对象，脱离了群众，一切都无从谈起。“枫桥经验”之所以经久不衰、延续至今，就是它始终秉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社会治理的力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通过创造各种条件来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群众能够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枫桥经验”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得以发展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诸暨市枫桥镇的党员和群众研究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符合实际地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采取“教育感化”“以德服人”等方式，积极改造“四类分子”，收效显著。改革开放后，枫桥镇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将“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相结合，为形成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自发组织治安小组，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及时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积极协助公安部门破案缉凶，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让群众真正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枫桥镇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带头作用，大力发展“红枫义警协会”、调解志愿者联合会、乡贤联合会、“枫桥大妈”互助会等社会组织，并为这些社会组织建立了镇级服务中心，提供专门的办公场所，以有效化解［3］社会矛盾、推动乡村振兴、维护农民利益、激发社会活力。枫桥镇为有效解决在基层出现的领导独断专行问题，有针对性地创立了“三上三下”的民主议事制度，开设“民意电子墙”“干部群众对话墙”，加强干群沟通，使群众的决策权利落到了实处，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及时［4］有效地监督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各地在学习贯彻“枫桥经验”的过程中，采取各种形式动员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充·28·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分体现了群众路线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深入开展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十个方面的系列行动，生动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解决了社会治理多个领域的问［5］题。四川省彭州市以网络科技为基础，在全市354个村（社区）推广“民心通”工程，利用计［6］算机和网络技术来优化群众参与的形式，有效实现了“创和谐、顺民意、通民心”的目标。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牌坊社区开设“茶乡夜话”，在网上网下公共空间夜“话”社区，［7］通过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听诉求、聚共识、谋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证明，人民是社会治理的根基，群众是社会治理的动力，社会治理各领域的活动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赋予人民群众充分的民主权利，使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落地生根，才能使群众路线的制度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社会治理优势。从各地的实践可以看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群众路线治理优势主要体现为：一切为了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一切依靠群众，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让群众来监督社会治理工作，来评价社会治理的成效，等等。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呈现的方式与过去不同，但其核心精髓却一脉相承。（二）党建引领优势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的实践能够保持正确方向的政治保障，“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基层干部和群众准确理解党的政策要求，在实践中探索出“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问题，是在于加强领［8］导，而不是加以取消。”正是由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枫桥镇的干部群众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了卓有成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枫桥镇始终注重通过加强党建来引领社会治理，通过“基层党组织+稳定”“基层党组织+治理”“基层党组织+网络”“基层党组织+产业”全面塑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成立了深受群众欢迎的“红枫义警协会”以及“红袖章”治安巡逻队［3］，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枫党建”模式，真正将党的建设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做到了哪里有困难，党组织就在哪里。各地创新党建工作方式，认真学习贯彻“枫桥经验”，并转化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新型治理模式，将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高度融合。比如，浙江省金华市主动实行“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模式、上海市宝山区探索建立了党建引领智能化治理系统“社区通”，优化了以居村党［9］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生态。深圳市南山区推出“党建+社区居委会”“党建+小区业委会”“党建+社区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模式，青海省依托产业链、基地、专业合作社设置党炎疫情、汛情，强化“红色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抓牢“红色头雁”（充［10］组织，起到了“抓乡促村筑根基”的作用。2020年，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为积极应对新冠肺［11］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带头作用），使党建引领与危机应对有效结合。在广大农村，“党建引领确定了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要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充分激活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在党建引领下发挥农民、市场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完善共建共［12］治共享的治理机制”。上述实践都是在党组织强有力的引领下展开的，这些实践进一步丰富了“枫桥经验”中党建引领模式。社会治理实践不断证明，党组织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新时代“枫桥经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治理道路稳步前行的政治保证。充·29·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分发挥党建引领优势是“枫桥经验”成功实践和不断创新的关键。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党建引领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政治引领为社会治理提供坚强领导；通过理论宣传为社会治理提供良好氛围；通过贯彻执行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行动；通过发展推动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保障；通过组织凝聚为社会治理提供群众基础；通过工作创新为社会治理提供强大活力。这些优势既是对党领导社会建设和发展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不断深化的结果。（三）源头治理优势“枫桥经验”充分体现了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的源头治理理念，始终以及时有效地解决群众纠纷与矛盾为工作目标，这也是“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展现的另一明显特点。防患于未然，从根源上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枫桥镇在实践中总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经验充分体现了这一根本要求。面对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枫桥镇结合新时代特点不断衍生与创新出更多源头治理的方式方法。其主要举措有：一是积极探索矛盾不上交的方法，就地解决纠纷矛盾，强调责任担当，创新工作制度与方式。创建了“零上访村”“零上访镇”的有效机制并积极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促使村与村、镇与镇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局面，全方位调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重预防、重化解的积极性，推动多种基层治理矛盾问题在镇、村层面解决；二是探索源头治理的工作方法，形成“四前”工作法，实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及时有效解决矛盾；三是探索源头治理的机制，形成“四先四早”的工作机制，使源头治理有长效机制的［13］保障。各地各行业在社会治理各领域实践中也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比如，湖北省全面开展“万名民警进万村（社区）入万户”活动，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稳定；江苏泰州公安机关建立“老党员”“和事佬”“老娘舅”等个性化调解组织来化解矛盾［14］，等等。各地通过创新源头治理的理念、机制、载体、方式、方法，将“枫桥经验”的源头治理优势落实在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枫桥经验”始终强调要将矛盾纠纷就地解决，即“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及时发现并解决矛盾，使矛盾纠纷在萌芽期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与化解，进而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避免造成巨大的损失，使治理成本最小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源头治理优势继承了“矛盾不上交”的优良传统，但又有自己的两大特点：一是注重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等长效机制的建设，使源头治理有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二是注重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公平的公共服务，减少矛盾纠纷产生的机会，为源头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四）“三治融合”优势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即媒体广泛宣传的“三治融合”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展现的一大优势。不断发展的“枫桥经验”始终注重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自治方式及其资源的有效运用能够实现群众内部治理，矛盾纠纷自我消化，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率。比如，诸暨市在自治中建立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三上三下”民主议事制度，通过广大群众参与决策，使出台的各类政策决议顺应民·30·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心。法治方式及其资源的有效运用能为自治提供法治保障，解决纠纷矛盾，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枫桥镇在创新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强调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相结合，使群众充分感受到法治的力量和益处。比如，实行专业法律人员下基层，聘请律师当法律顾问，设立村级法治大讲堂，推行普法宣传，出台《村级五件事问责办法》，以干部的务实、清廉赢得了群［3］众的满意。德治方式及其资源的有效运用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序良俗，引导群众讲道理、守道德，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诸暨市政法委提出了以“四个三”为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示范点建设方案，即创建三个项目：孝德示范村、民主法治村、美丽精品村；搭建三个平台：文化礼堂、乡村客厅、村民服务中心；完善三个机制：村规民约自律机制、模范家庭评定机制、先锋党员评议机制；［15］建立三个组织：“红枫”党员义工队、乡贤议事会、“老娘舅”调解会。以此激励人民群众自发讲好“枫桥”故事，遵守社会秩序。近年来，各地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治理“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途径。如浙江省注重运用好地方立法权，及时制定完善《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定或修订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助力社会组织的自治；建立“红黑榜”“能人［16］榜”“贡献榜”“孝悌榜”等，以德治促进社会善治。山西省沁源县总结出“以自治增活力、以［17］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的立体式治理体系。各地积极探索“三治融合”的有效形式、途径、载体，使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得到提升，也充分展现了“三治融合”的优势。新时代“枫桥经验”既发挥了法治的强制规范作用，也充分发挥了德治感化教育和群众自治自律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展现了“三治融合”的优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三治融合”优势主要体现在方式互济、资源互嵌、规则互补三个方面。法治、德治、自治三者首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方式，三种方式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各有优势，三种方式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能够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成效的最大化。法治、德治、自治三者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资源，三种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相互支撑、相互融通，能够实现多种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配置。法治、德治、自治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社会规则，法律、道德、自治章程等规则的协调联动，能够适应基层社会治理不同领域、不同事物、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要，从而提高治理效能。（五）科技支撑优势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为社会治理服务，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在科技的支撑和助力下，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随着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互联网技术的投入，浙江省率先提出了“互联网+社会治理”创新治理模式，使“枫桥经验”［18］“网上枫桥”的新模式。2018年浙江省推出了“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简称ODR平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作用更加凸显，围绕矛盾处理、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打造了一批台，在该平台上能够实现“诉调实时对接”，打破传统线下时间空间的局限，使矛盾纠纷处理［19］更加便捷高效，大大降低了诉讼案件的数量。衢州市在农村全面推广“村情通+全民网格”式治理模式，村民通过手机即可参与村务管理和开展政府民生审批服务事项，真正打通基［20］层治理的“最后一米”。如今，各地在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的实践中，以科技为支撑的社·31·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会治理方式日渐普及，各地推动互联网+模式，使基层社会治理与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相互融合，通过建立自助政务在线平台、创建“枫桥”微信公众号，将人脸识别等技术运用到酒店、社区等公共场所，加强地域性基础信息化建设，在使群众矛盾处理更加智能化的同时，也让基层治理更加人性化、公开化、民主化，并且通过大数据技术深入分析，及时预估社会矛盾风险。各级政府不断探索“枫桥经验”特色模式，紧跟时代潮流，创造性地运用科技手段，集合地方优势，加速地方基层治理创新发展，并且通过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展现出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强大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由于现代科技提供的强大支撑，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和丰富提供了可能，也使“枫桥经验”很多内在的活力被更好地激发出来，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技支撑优势主要体现在：科技手段的运用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急难险重”的治理难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助于更新社会治理的理念，科技方式的采用有助于建立更加完备的社会治理平台，科技的广泛运用能为社会治理赋能增效，等等。三、优势转化为效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治理优势对社会治理效能的优化随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如何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治理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课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依靠群众力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通过源头治理有效控制治理成本，利用“三治融合”多管齐下，依托科技力量不断提高治理能力，生动地说明了“枫桥经验”自身的治理优势可以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并进一步使社会治理效能得以优化。（一）群众路线优势对治理民主的优化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坚持“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理念，凭借群众路线的优势，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项权利，锻炼人民群众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优化社会治理的民主性，从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首先，要注重为群众搭建参与民主治理的优质平台。践行“枫桥经验”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走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具体而言，应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居委会及村委会等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正式组织的载体作用，还应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慈善基金会以及各种社团、协会、联谊会、校友会、同乡会等非正式组织的载体作用，还可以发挥网络论坛、网上俱乐部、BBS、QQ群、微信群等网络载体的作用，为群众搭建各类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疏通参与渠道、维护社会资本，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种事务，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次，要注重保护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益。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积极探索群众自治的有效途径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在推广和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可以借鉴“恳谈会”“接访”“听证会”等较为成熟的方式积极收集居民、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民主决策的长效机制。同时，加强民主监督，健全监督组织、完善监督制度、构建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特别是对财务预决算、集体项目招标、各项收入支出、工程资金运行、各种税费、宅基地审批、债权债务、水电费收缴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要及时全面地公·32·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开，及时有效地反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使民主治理得以良性发展。再次，要注重民生建设中民主方式的运用和完善。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建设，各级政府也不断加大民生建设的投入。为了更好地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应该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救助、维权、污染防治等民生领域的问题，通过采取“电视问政”“网络问政”“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调配民生资源，解决民生问题。（二）党建引领的优势对治理决策的优化在基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要把党建引领的优势贯穿到基层社会治理决策的全过程中，实现治理决策的优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决策前，各级党组织可以利用协调各方的职能优势，从各类组织和不同群体中大量收集、汇聚有利于决策的各种信息，在各个层面广泛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协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基层党组织在践行“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应该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党建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征询群众意见、问政于民，特别是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通过APP、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渠道提高信息收集和沟通的效率，既保证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各项方针政策为群众广泛知悉，又充分了解基层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决策中，各级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统揽全局的优势，通过各个国家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引领它们在社会治理各方面的决策中贯彻党中央的正确主张，更好地解决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在践行“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应该利用“民主恳谈会”“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助力决策，加强党组织、政府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协商，由单向度的决策方式向协商民主决策转变，使社会治理各主体充分对话、沟通、协商，形成有效的协商和沟通机制，既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又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在决策后，各级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组织优势和宣传教育优势，调动各级各类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动员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建+”“党员亮身份”“红色引领”等有效方式，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充分说明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执行能力是很强的，这种执行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层党组织的执行能力。（三）源头治理的优势对治理成本的优化“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国传统的社会治理向来注重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也是我们党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优良传统。源头治理优势不仅继承了我国的优良传统，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它不仅可以有效防止各类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的发生，而且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极大地优化社会治理成本。首先，应注重对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的有效防范。社会治理要从源头上对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进行预防，当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爆发后再去治理，无疑会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有些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在爆发后基本没有挽回的余地。那种“救火式”的治理模·33·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式，不仅效果差，而且成本巨大。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应合理运用“四前”工作法、“四先四早”工作机制等类似方式，增强社会治理各类主体和公众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责任，从源头上有效消除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隐患。其次，应注重关口前移，资源下沉。源头治理要求更加重视社会治理的终端环节，更加重视基层，只有强基固本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源头治理，他指出：“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从源头上［21］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时，可以运用“网格化管理”等方式，采取“力量下沉”“资源下沉”“权力下沉”等措施，将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向基层转移，从而有效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再次，应注重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枫桥经验”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调解等方式的创新性运用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应该充分发挥基层各类调解组织和人员的积极性和专业特长，整合力量，通过创新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方式方法，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来有效化解基层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四）“三治融合”的优势对治理规则的优化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根据中央的有关要求和对社会治理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各种方式经过统合，可以归纳为法治、德治和自治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也蕴含着社会治理的不同资源，即法治、德治和自治资源。我国传统的社会治理十分注重道德教化，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德治资源。中国自古以来郡县制的治理架构决定了广大乡村社会实行乡绅自治模式，“皇权不下县”，形成底蕴深厚的自治资源和传统，德治和自治的结合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这种治理方式对“枫桥经验”的产生和推广有着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适应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法治设施、法治环境、法治思维被大量运用、嵌入、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领域，极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水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治理领域都适合单一的法治方式。成本低、亲和力强、程序简便的德治和自治方式在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更具生命力和有效性。如果法律规范、道德规范、自治规范和相关资源能够有效融合、协同发力，则法治、德治和自治这“三治”融合更有利于社会治理目标的达成，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三治融合”作为枫桥经验的优势之一，同样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在践行“枫桥经验”、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过程中，应该持续发挥“三治融合”优势，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规则。首先，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法治实施和法治监督等法治体系，使基层各项公共事务都能有法可依、有法能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不断进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但是，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方面还有一些法律短板（如土地流转、征收补偿等方面的制度），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与公民的民事权利保障密切相关的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都需要补短板、堵漏洞。同时，要健全社会立法实施的体制机制，加强法治监督，提高法治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使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内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更加清晰明确、保障到位。其次，通过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的积极·34·
2021年第2期杨平，王馨曼：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作用，保障和规范基层群众自治的正常运行。基层社会自治不仅有赖于国家法律（硬法）发挥作用，还需要各种社会组织内部的社会规范（软法）发挥作用。只有硬法与软法相互补充、相互支撑，才能使基层社会实现有序、有效、有衡的自治。只有基层社会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自治，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次，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高公民道德素养，为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社会成员维持和巩固共同的情感、道德、信仰、文化等社会关系发展的精神纽带，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空间和环境，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过度介入可能还会影响社会发展应有的活力，良好的道德素养能够发挥直抵人心的威力，又不至于过分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通过有效的核心价值观认同、优秀文化的感染、道德教化，能够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注重发挥有威望、有德行、行善事的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的引领作用，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弘扬互助和志愿服务精神，形成互帮互助、扶贫济困、热心公益的优良社会风气。针对网络空间存在炫富摆阔、低俗恶搞、语言暴力、人肉搜索、恶意差评等不良现象，通过加强互联网伦理建设，用德治方式提高网民的整体道德素质，配合日益完善的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净化网络空间的社会治理环境。（五）科技支撑的优势对治理效率的优化面对社会治理领域海量的人员流、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面对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关系，新时代“枫桥经验”应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让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为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优化社会治理效率。首先，要高度重视现代技术工具和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运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信息的收集和统计、公共服务的信息公开、群众意愿的表达、个人身份的验证、权益的获得等社会治理各环节都离不开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科技工具的助力。应通过对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为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领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次，要高度重视现代管理方式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运用。随着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企业管理、行政管理领域创新出许多具体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要在社会治理领域充分借鉴和运用这些管理方式和方法，比如，广泛运用网格化管理、微治理等方式以及各种激励方法，使管理更具透明度、安全性、高效性、均衡性，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成效。结语源自基层党员和群众创新实践的“枫桥经验”，在基层探索创新与中央肯定鼓励的良性互动下不断发展，有效解决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大背景下，有效回应了人民的需求、党中央的要求、时代的变化，符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蕴含了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三治融合”、科技支撑等社会治理优势。这些优势的内涵将会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不断优化社会治理效能。这种社会治理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社会治理实践又提出新的问题和效能要·35·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求，这决定了“枫桥经验”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也需要理论工作者更加深入地对其进行不懈的调查研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这就更加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发现、总结发展着的“枫桥经验”所蕴含的优势，探索利用其优化社会治理效能的途径，使“枫桥经验”的根基更加深厚、枝叶更加繁茂，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的智慧和经验。参考文献：［1］刘磊.通过典型推动基层治理模式变迁——“枫桥经验”研究的视角转换［J］.法学家，2019（5）.［2］卜清平.“枫桥经验”何以长青？［J］.开放时代，2020（1）.［3］刘开君，卢芳霞.再组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枫桥经验”为分析案例［J］.治理研究，［4］周昕，向敏.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区小商贩治理［J］.长白学刊，2018（6）.［5］薛晓峰.让群众发挥社会治理主体作用［N］.学习时报，2014-08-11（011）.［6］孙培军.以群众参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N］.学习时报，2014-08-04（004）.［7］焦珍山，李海.积极探索乡村善治新路子［J］.群众，2020（1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65.［9］高丹.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J］.党政论坛，2020（9）.［10］王振昌.坚持党建引领探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J］.青海党的生活，2020（8）.［11］陈新垓.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N］.人民日报，2020-09-02（005）.［12］董帅兵.党的引领、区域优势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3］侯学华.枫桥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J］.人民法治，2019（4）.［14］王传宗.坚持源头治理，加快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N］.人民公安报，2019-11-24（001）.［15］汪世荣.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枫桥经验”实证研究［J］.法律适用，2018（17）.［16］中国法学会“枫桥经验”理论总结和经验提升课题组.“枫桥经验”的理论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78.［17］金所军.山西沁源“三治融合”创新乡村治理［J］.社会治理，2020（1）.［18］刘树枝.新时代“枫桥经验”基本内涵探究［J］.社会治理，2018（4）.［19］朱继萍，梁凯凡.“诉调对接”的“枫桥经验”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J］.人民法治，2019（4）.［20］浙江省衢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党建统领+基层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衢州样本［J］.社会治理，2020（5）.［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22.2019（5）.责任编辑：喻进芳（E-mail：yjf226@163.com）·36·
第38卷第2期2021年4月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Jiangh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Vol.38No.2Apr.2021ForgingaSwordinTenYears：TheHistoricalMaterialandLegalValueofTheChronologyof“ShaanxiSchoolofLawScholars”（byCHENJingliang）Abstract：The“ShaanxiSchoolofLaw”isaschoolofjurisprudencethatemergedinthetransitionalperiodofancientandmodernlawsinChina.Itsepochcharacteristicsincludethatthelawyershaverichjudicialexperienceandexcellentknowledgeoftraditionallegalscience.Theirrepresentativesaresteepedinculturalliteracywhoseexperienceandtheoriesareavaluableresourceoftraditionallegalculture.TheChronologyof“ShaanxiSchoolofLawScholars”isabookintheformofcollectivegenealogythatsolvestheproblemofinadequateresearchmaterialsforthestudyoflawscholarsintheShaanxiandHenanschools.ThebookpresentsthelegalscholarsinthelateQingDynastyintermsoflifeexperience，circumstances，contacts，character，andacademicarticles，whichshowstheprocessoftraditionaljurisprudencefromemergencetoextinction，aswellasthedifferentstandpointsofjuristsinthemajortransformationfromtraditionallawtomodernlaw.ThisisofgreatsignificancefortheunderstandingofmodernChina’slegaltransformation.InviewofthenearlyonehundredyearhistoryofChina’slaw，theexperienceandwisdomareindispensible.Keywords：ShaanxiSchooloflaw；JiTongjun；HenanSchooloflaw；ChenXingxun；TianWolinRightofAccesstoCaseFileinReviewofArrestProcedure：ComparisonandReference（byLIYueping）Abstract：InChina，thedefendantdoesnothavetherightofaccesstocasefilesduring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Theabsenceoftherightcompressestherightofdefense，hindersthelitigationreformof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andcausestheprosecutionanddefenseimbalanceintheplead-guilty-and-punishmentprocess.Inordertoprotecttheproceduralsubjectstatusofthedefendantinthereviewofarrest，improvethelegitimacyof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andensurethevoluntarinessduringtheplead-guilty-and-punishmentprocess，thecurrentinstitutionofaccesstocasefilesinChinashouldbeexpandedbasedonareferencetoforeignsystemsaboutaccesstocasefilesduringcustodyaswellasChina’sownlegislativeandjuridicalpractice；thepurposeistogivetheaccusedalimitedaccesstocasefileswhileincustody.Thisincludestherightofaccesstocasefilesduring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bythedefender（includingthedutycounsel）andtheaccusedwithoutadefender，thefieldofaccessbeinglimitedtoonlythemattersandevidencerelatedtothearrest，therightofaccesstocasefilesbeinglimitedtoanextentbasedontherequirementofspecialinterests，andtheestablishmentofon-siteandelectronicmeansofaccesstocasefiles.Endowingthedefendantalimitedaccesstocasefileswhileincustodyisbeneficialtoimplementingsuchlitigationconceptsasequalitybetweenprosecutionanddefenseandeffectivedefenseinthereviewofarrestprocedure；itcanprotectthedefendant’srightofpersonallibertyandavoidillegalarrests.Keywords：therightofaccesstocasefile；reviewofarrest；equalitybetweenprosecutionandadvocacy；effectivedefense；voluntarinessTransformationof“FengqiaoExperience”intoSocialGovernanceEfficiencyinNewEra（byYANGPing，WANGXinman）Abstract：The“FengqiaoExperience”hasbeenformedsincethe1960sandcontinuestodevelop，withimportantpracticalandtheoreticalvaluesinthenewera.Itcontainssuchsocialgovernanceadvantagesasthe“massline”“PartyBuildingleadership”“sourcegovernance”“fusionofthethreegovernances”andtechnologysupport.Thesegovernanceadvantageshaveoptimizedthedemocracyofgovernance，thedecision-makingofgovernance，thecostofgovernance，therulesofgovernance，andgovernanceefficiency；theymanifestthetransformationofgovernanceadvantagesof“FengqiaoExperience”into·125·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38卷governanceefficiency.Keywords：“FengqiaoExperience”inthenewera；socialgovernance；governanceadvantage；governanceefficiencyMarx’sCriticalTheoryof“SpaceProduction”（bySUNQuansheng）Abstract：Marx’scriticaltheoryof“spaceproduction”appearsinhiscriticismofcapitalistsocialspaceproductionphenomena.ItshowsthedeepeningofMarx’scriticaltheoryofsocialspacephenomenaandhispursuitofspacejustice.Marx’scriticismofthecapitalistsocialspacephenomenaleadsitslogicalstartingpoint；hisinterpretationofthecapitalistspaceproductionprocessrepresentsitsexpansiondimension；hispursuitofequalityandjusticehighlightsitsethicalappeal.ThesignificanceofstudyingMarx’scriticaltheoryof“spaceproduction”liesnotonlyinexplainingthetheoryofspaceprodu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ideologicalgenealogy，butalsoinimprovingpeople’sspaceconsciousnessandpromotingtherealizationofspacejustice.Keywords：Marx；spaceproduction；expansiondimension；ethicalappealExplorationofLocalAutonomy：PracticeofCitiesunderCountiesinJiangsuProvinceinEarlyRepublicofChina（byXUEMengyuan）Abstract：Attheendof1911，theProvisionalProvincialCouncilofJiangsupassedthebillofProvisionalCityandTownshipSystemofJiangsu.TheprovincialgovernmentcontinuedtheideaoflocalautonomyinthelateQingDynastyandsetupcitiesandtownshipstohandlelocalpublicwelfarematters.Intermsofspatialdistribution，thecentralregionoftheprovincehadmorecitiesunderthejurisdictionofcountiesthanthenorthernandsouthernregionsandthedistributionwasrelativelyscattered.Thetwodistributionfeaturesarecloselyrelatedtosuchfactorsasthestandardofsettingupacity，thebasisofautonomy，themodeofsettingupacity，andthedistributionpatternoftraditionaltowns.Influencedbythepoliticalchangesatthattime，Jiangsu’sprocessofpracticingthecity-under-countysystemintheearlyRepublicofChinawasverytortuous.InspiteofsomeshortcomingsinJiangsu’sworkofsettingupcitiesundercounties，itstillplayedapositiverolein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multi-centersincounties.Fromtheperspectiveofcitysystemdevelopment，Jiangsu’sworkofsettingupcitiesundercountiesisanimportantexplorationpriortotheformationofcitysystem.Keywords：theearlyRepublicofChina；cityandtownshipsystem；cityunderthejurisdictionofcounty；administrativepower；spatialdistributionResearchontheImpactofEarningsManagementtoGoodwillImpairment：EvidencefromListedCulturalIndustryCompanies（byYUEFeifei，LIYamin，CUILihua）Abstract：Listedculturalindustrycompaniesareoftenovervaluedduetotheir“asset-light”characteristics.High-premiummergershaveresultedinalargescaleofgoodwill，andtheinabilityoftheacquireetocompletetheValuationAdjustmentMechanismafterthemergerwillbeahiddendangerforhugegoodwillimpairmentinthefuture.Basedonthedataoflistedculturalindustrycompaniesfrom2014to2019，thispaperstudiestheimpactofearningsmanagementtogoodwillimpairment.Empiricalevidenceshowsthatthereisanegativecorrelationbetweenearningsmanagementandgoodwillimpairment：thehighertheupwardearningsmanagementlevel，thesmallerthescaleofgoodwillimpairment；thehigherthedownwardearningsmanagementlevel，thelargerthescaleofgoodwillimpairment.Comparedwithsmall-scalelistedcompaniesintheculturalindustry，large-scalecompanies’earningsmanagementlevelhasamoresignificantcorrelationwithgoodwillimpairment.Inaddition，in2018，expertsfromtheMinistryofFinanceproposedtochangethesubsequentmeasurementmethodofgoodwillfromtheimpairmenttestmethodtotheamortizationmethod.Thispolicyisexpectedtoenhancethedownwardearningsmanagementmotivationforthegoodwillimpairmentoflistedcompaniesintheculturalindustry.·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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